曼昆《经济学原理》的三大缺陷·上篇

导言

当代人类社会存在三种生产：以家庭为单位的人口人力资源生产；以企业为单位的物品和服务生产；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产品生产。市场经济下，家庭、企业、政府互为供给与需求，形成以货币为媒介的劳动力人力资本供求、企业产品供求、公共产品供求三大供需关系。其中，劳动力人力资本和企业产品供需，主要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；公共产品供需，则在政府主导下以非市场方式配置资源。

家庭权利、企业权利、政府权力的配置结构，决定三大供求关系的均衡与非均衡钟摆运动，由此构建起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经制度和运行机制。

现代（西方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缺陷，在于主要关注市场经济下的"一种生产"，即企业生产及其产品供求均衡和价格，对资源配置效率和财富增长的作用；而对家庭与企业"两种生产的辩证运动"、公共产品的"非市场供求均衡"、以及三大供求关系的矛盾统一运动，虽有涉及但关注程度和研究深度严重不足，因而无法解释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，更无法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解决方案。中国自己的经济学体系还不成熟，经济理论远远落后于经济实践，不得不"摸着石头过河"。

本文以国内外广泛流行和使用的经济学教科书——N.格里高利·曼昆的《经济学原理》（第8版）[1]——为样本展开讨论，旨在学习和借鉴现代（西方）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，指出其中的缺陷和谬误，并找到弥补缺陷的路径和方法，尝试为中国自己的经济学体系建设做一点贡献。

一、两个经济学基础理论模型的比较

经济模型，是用来描述和解释经济体的组织结构及运行机制的理论工具。循环流量图（Circular Flow Diagram）是现代（西方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模型，不仅是学习经济学的入门工具，也是理解更复杂经济模型和分析经济问题的基础框架。

作为基础模型，循环流量图是整个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和立论基础。如果这个模型存在"非假设条件的结构性缺陷"，意味着以此为基石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可能存在结构性缺陷。

曼昆在《经济学原理》微观经济学分册导言中写道：

"在这个模型中，经济被简化为只有两类决策者——企业和家庭——组成。企业用劳动，土地和资本（建筑物和机器）等投入品来生产物品和服务。这些投入品被称为生产要素。家庭则拥有生产要素并消费企业生产的所有物品与服务。"
——曼昆《经济学原理》微观经济学分册，P23

两个循环流量图，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，展示了企业与家庭两个行为主体通过两个市场、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易，形成商品流、货币流、信息流的循环往复运动。曼昆的《经济学原理》就是在这两个模型基础上建立起完整的基础经济学理论体系。

然而，曼昆的循环流量图存在"非假设条件的结构性缺陷"——并不在假设条件的对错或多少，而在于以下三个方面：

第一， 混淆了家庭与企业这两个不同经济主体的组织属性、基本职能、产权基础、追求目标、行为模式的区别。

第二， 忽视了家庭人口、劳动力、人力资本、人力资源的再生产和运行逻辑，与企业物品再生产的运行逻辑有着本质区别。

第三， 忽视了家庭人口再生产与企业物品再生产这两种生产相互矛盾、相互依存、相互转化、无限循环的辩证统一关系。

为了更清晰地说明，本文提出"两种生产辩证循环图"经济模型（图1-1）。

【图1-1：两种生产辩证运动循环图】

（四象限SVG图，与本站图1一致风格，包含橙色实物流顺时针、绿色货币流逆时针、中心金融市场、四象限标注）

本模型强调：市场经济的底层逻辑，是家庭人口再生产与企业产品再生产的对立统一运动。家庭与企业，是两个组织属性不同的产权主体和市场资源配置者，商品流、货币流、信息流、均衡价格、资源配置，只是两种生产对立统一运动的具体表现形式。

二、曼昆产权理论的基础性错误

基于法治的产权保护、由市场机制定价以配置资源，是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础。曼昆的《经济学原理》没有开辟专门讨论产权理论的篇章，但在产权问题上给出了一个错误定义：家庭是生产要素的所有者。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错误，导致后续讨论出现若干谬误。

1、所有制理论与产权理论

所有制概念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的分析相联系，主要是指物质生产资料所有制，包括私有制、公有制、混合所有制。所有制理论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论基础。

产权理论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联系，是指多样化的物质与非物质生产要素的权益归属，涉及股份制、资本社会化等经济范畴。产权包括四项权能：所有权、使用权、支配权、收益权，四项权能是个动态过程，有一个不断分离和重新组合的问题。

产权理论是对所有制理论的颠覆和超越。 在所有制语境中，占有生产资料的私人是剥削工人的资本家；但在产权理论语境中，伴随着"资本社会化"进程，任何人包括工人农民，都有资格购买上市公司股票，成为资源配置的参与者和投资者。西方一些国家的工人通过工会大量持有公司股票，某种程度上使工人与资本家结成了"利益共同体"。[2]

2、家庭是劳动力的天然私有者，但不一定是资本、土地所有者

曼昆写道："家庭则拥有生产要素"，"在生产要素市场上，家庭是卖者而企业是买者。"[3]

然而，笼统地把家庭定义为生产要素所有者，是错误的。生产要素包括劳动、资本、土地，家庭一定是劳动的所有者，但不一定是资本、土地所有者。

家庭不变的产权，是基于自然法的"劳动力人力资本私有权"——劳动力人力资本天然存在于人的个体生命之中，除非奴隶制，天然属于家庭或个人私有；除非消灭人的生命，劳动力人力资本私有权，永远不可剥夺。

然而，工业革命后，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劳动力所有权分离。经历了资本原始积累之后，大多数家庭除劳动力外并不占有其它生产要素，不得不以出卖劳动力为生。

资本的本质，是基于人性欲望而追求财富和效率的人类意识和思维方式。正因资本与人性和财富共存，只要追求共同富裕，就不能不依靠资本——可行的路径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消灭资本，而是把资本的各项权能分割开来进行重组，一方面使资本家转型为企业家，另一方面让劳动者成为全新意义上的"资本家"，即资本股份持有人。

3、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：公有制走向市场经济的路径

1956年，中国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清一色的生产资料公有制（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），为实行计划经济奠定了所有制基础。[4]

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，面临两大任务：一是价格改革；二是微观基础再造，即以产权理论为指导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。

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，可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，却无法消灭劳动力人力资本天然个人私有制。这就决定了，即使在公有制经济生态中，人人都有私心。私心是"劳动力天然私有制"的正常表现；在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下，付出越少就等于赚的越多，必然鼓励人们追求以最小劳动成本获取同等收益——这是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。

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，主要发生在三个领域：

农村产权改革， 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，把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开来。"交够国家的，留够集体的，剩下都是自己的"，极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，释放出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，农民工群体横空出世，加速了工业现代化、城镇化乃至全球化。

国企产权改革， 以股份制和资本社会化为核心内容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。国企改革已取得长足进展，但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、多层级委托代理关系中信息不对称、股东缺位、内部人控制等问题尚未根本解决，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。

劳动人事制度改革， 打破了计划经济的"铁饭碗、大锅饭"，把劳动者从"单位所有制"解放出来，确立了劳动力人力资本私有制。当代社会，人力资本已超越物质生产资料，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。

核心判断： 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证明，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并非水火不容。"坚定不移地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、坚定不移地发展民营经济"，正是中国体制的优势之一。因此，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，不仅仅是私有产权，"非人力生产要素公有制"同样是市场经济产权基础不可分割的构成。

三、家庭理性行为：人口再生产的经济规律

1、产权与家庭行为

历史上的人类家庭，经历了漫长演变，进化到现代核心家庭，基本职能是人口繁衍和文化传承。我们假设市场经济下的家庭目标，是追求基于劳动收入的幸福最大化。

从经济角度看，家庭的人口繁衍过程，是一个"消费的生产"过程——生活消费过程同时也是人口生产过程。购买生活要素，需要得到收入，以形成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。现实情况是，大多数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动工资或薪酬，因此追求工资和薪酬最大化，是家庭理性行为的基本特征，这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行为，构成了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。

2、基于幸福最大化的工资最大化

随着工作时间不断增加，疲劳感增加，幸福感边际递减；增加消费娱乐时间意味着减少工资收入，付出的机会成本边际递增。因此，最大幸福，要求劳动者在辛苦工作与享受生活之间找到平衡。

【图1-2：工作与生活的幸福均衡曲线】

（横轴：工作时间；纵轴：工资收入；蓝色曲线为工资边际收益递减；绿色曲线为机会成本递增；红点为均衡点约2.5周·8千元）

3、养育孩子模式与家庭人口可能性边界

家庭养育方式分为两类：

散养模式： 仅满足维持孩子生命成长的基本需要，家庭人口只有数量增长，没有素质提高。

精养模式： 更关注孩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，以学历为衡量标准，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标准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。

【图1-3：基于家庭收入的人口可能性边界（散养模式）】

（横轴：孩子数量；纵轴：生活费投入；蓝色折线展示收入与可养孩子数量的边界关系）

【图1-4：精养模式——养育成本与人口数量、素质的权衡关系】

（横轴：孩子数量；纵轴：每孩培养成本；柱状图分别标注小学/中学/大学/研究生四个学历层次对应的可养孩子数量；红色虚线为精养边界）

在家庭收入既定前提下，散养可以增加人口数量但素质提高停滞；精养可以提高素质但减少孩子数量。这形成了年轻人无法回避的抉择：不是不愿养孩子，而是担心养不起、养不好。

四、家庭与企业两种生产的对立统一运动

1、生产要素市场与生活要素市场

曼昆循环流量图的另一缺陷，是未能把"生产要素市场"与"生活要素市场"、"人力生产要素"与"非人力生产要素"清晰区分开来。

• 生产要素市场： 买卖双方均为企业，产生"中间需求"（派生需求）

• 生活要素市场： 企业为卖者、家庭为买者，产生"最终需求"

曼昆断言家庭"消费企业生产的所有物品与服务"[5]，混淆了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、投资与消费的区别，为宏观经济学的总需求分析埋下了混乱的伏笔。

此外，"人力生产要素"（劳动力人力资本）与"非人力生产要素"（土地、资本、机器厂房）的供求规律完全不同，不能笼统归类为无差别的"生产要素市场"。

2、"生产力超前、生命力滞后"：市场失灵与两种生产的非均衡运动

在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下，有五个原因导致"生产力超前、生命力滞后"的非均衡状态长期存在：

1. 制度安排层面： 企业制度演进（不断强化）与家庭制度演进（渐次退化），相悖而行 2. 收入分配层面： 工资增长总是赶不上利润增长，家庭处于弱势 [6] 3. 投入-产出层面： 家庭消费投入总是落后于企业生产投入 4. 再生产周期层面： 企业中间需求可脱离家庭最终需求而自我循环，导致产能过剩 5. 货币循环层面： 货币在企业间的流通速度超过企业与家庭间的流通速度

这一问题反映在劳动市场上，就是供求不平衡、失业成为常态。

3、曼昆对短期劳动市场分析的失误

曼昆的劳动市场均衡理论，在现实中失效，原因有三：

其一， "完全竞争"假设在现实中从来都不存在，信息不对称是劳动市场的常态。

其二， 曼昆将劳动力供给变成"劳动时间"供给，偷换了概念。劳动市场买卖的是"劳动力商品"而非不可计量的"劳动"；求职者权衡的是自己劳动力人力资本在20年生产周期中的投入-产出比，而非"工作时间"与"休闲时间"的取舍。

其三， 两种生产有着不同步的再生产周期，劳动力供给具有"供给刚性"，工资调节人力资源供求以达到平衡的功能，在结构性失衡面前近乎完全丧失。

结论： 两种生产不协调、不同步，求职者与工作岗位在数量、质量、结构、分布上的时空错位，是导致短期劳动市场供求失衡的终极原因。

4、经济危机与商业周期：两种叙事背后针对市场失灵的解决方案

面对"生产力超前、生命力滞后"导致的市场失灵，有两种解决方案：

方案一： 市场机制＋经济危机——以破坏生产的方式强制恢复平衡，代价巨大，是原始市场经济避不开的结果。

方案二： 市场机制＋政府干预——"凯恩斯革命"开启的现代市场经济模式。[7] 宏观经济学的叙事逻辑，是针对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研究正向或逆向调节，不再讨论经济危机。

五、从人口爆炸到人口萎缩：宏观人口增长模式转型

1、人口增长模式转型的定义

"人口增长模式转型" 的定义是：社会总人口增长，由粗放型的数量扩张，向精致型的总量减少、素质提高、结构优化的转变。

计划生育理念减缓了中国人口增长速度，但"独生子女政策"造成了宏观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的不合理。更重要的是，计划生育理论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：伴随着科技进步和就业市场变化，总有一天会迎来人口总量减少、人口素质提高的拐点——越过这个拐点，就开启了人口增长模式转型。[8][9]

2、数据：中国人口增长模式转型已经发生

关键数据（2000—2023年）：

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，人口总量比2021年减少85万人。[10] 2023年出生人口902万，较2016年的1,846万腰斩。[11] 与此同时，人口素质显著提高。[12]

中国家庭消费占GDP比重约38.1%（2022年），仍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（55—60%）及同类经济体（印度2022年为59.3%）。[13]

3、人口增长模式转型的内在机制

从"两种生产辩证循环图"可以清晰看到：第一象限企业的科技进步提高了对人力资源素质和结构的要求，经由劳动市场传导至第三象限人口生产，要求人力资源供给数量减少、素质提高、结构优化。技术进步引起劳动市场供求关系变化，呈现出教育投资边际递增趋势。人口增长模式转型，归根结底是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，是劳动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结果。

4、政策启示

未来的人口政策，重点不在控制数量，而在提高素质、优化结构、合理分布。

核心理念：人口生产是"消费的生产"。 低消费只能产出低素质劳动力；高教育消费投入，对应的是高素质人力资源产出。

在国民收入分配上，初次分配要大幅提高家庭工资收入占比；二次分配大幅增加社会福利和社保投入，目标是实现全民免费医保、全民义务教育、全民终身教育。

5、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：从供给侧向需求侧转型

今日中国，早已告别"短缺经济"，进入"结构性过剩经济"。家庭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过低，决定了家庭购买力不足、消费降级、经济减速——这已成为中国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。

中国宏观管理必须转型：从主要关注供给侧生产力发展，转变为供给侧与需求侧并重；近期更要重点关注工资收入偏低、社会福利不完善，导致家庭对未来预期偏弱、不敢消费等问题。

这正是中篇——"三种生产"的宏观经济分析——将要深入讨论的问题。